[ 周永軍 ]——(2002-8-2) / 已閱17837次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有悖現代司法理念

周永軍


現行刑法典為了進一步保障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懲治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行為，在貪污賄賂類犯罪中增設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個新罪名，即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如果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則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此罪的設立，盡管初衷十分美好，對純潔國家工作人員隊伍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冷靜地審視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此罪實際上與現代刑法理念、國際司法潮流大方向是背道而馳的。筆者認為，設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弊明顯大于利，故建議廢止該罪。
首先，該罪的設立違背了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規則。在我國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是由公訴機關來承擔的，也就是說公訴機關為了指控某犯罪嫌疑人有罪，就必須舉出確鑿、充分的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證據，這是一種積極的、主動的舉證責任，而犯罪嫌疑人處于一種消極的、被動的辯護、防守地步，沒有舉證自己無罪的義務。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則顛倒了控辯雙方的舉證責任，將本應由公訴機關承擔的刑事訴訟舉證責任轉嫁為由犯罪嫌疑人來承擔。因為按照刑法第395條的規定，如果公訴機關指控犯罪嫌疑人犯該罪，只要指出其收支差額巨大，公訴機關的舉證任務就已經完成了，剩下來的主要舉證責任則由辯方承擔，辯方為洗涮罪名就必須想方設法舉出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的財產來源合法，否則就構成犯罪。筆者認為，這種舉證責任和訴訟風險的轉移是不合理的，它必然會有損于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規則，既削弱公訴機關的舉證意識，又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而且刑法有了該罪的規定，又為公訴機關辦理貪污、受賄案件不積極、不主動、不深入地調查取證留有一條后路，偵查適可而止、半途而廢而放縱犯罪。
其次，該罪的設立也違背了刑事訴訟的證明規則。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證明規則是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訴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一原則要求任何人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在法律上都應被視為無罪，訴訟邏輯順序是先確定犯罪嫌疑人無罪，再尋找證據證明其有罪，而不是先確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再尋找證據證明其無罪。然而根據刑法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規定，可以看出對這一犯罪的訴訟操作實行的卻是有罪推定的原則。因為公訴機關只要證明犯罪嫌疑人的收支狀況相差巨額，而無需證明其收入來源是否合法，只要沒有證明該收入來源是合法的，就認定該收入來源是非法的，據此推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結論，這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是不相符的。根據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公訴機關如指控犯罪嫌疑人有罪，就必須舉出其有罪的證據，即舉出其收入來源不合法的證據，如果沒有這方面的證據，憑什么就說其收入來源不合法？既然無法證明是非法收入，又憑什么說其有罪？如果沒有證明其收入來源不合法的證據，應當推定其收入來源非不合法，推定其是無罪的。否則會使落后的有罪推定原則在刑事訴訟中重新占據一席之地，很容易誤導偵查思維、公訴思維以及審判思維。
再次，該罪的設立使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權得不到有效保障。一國的訴訟人權是反映其人權狀況和訴訟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在現代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的訴訟人權得到廣泛的尊重和普遍的保護，大多數國家的法律規定以及多項相關的國際公約的出臺，印證了在刑事訴訟中體現訴訟人權是符合國際司法潮流的。在犯罪嫌疑人的訴訟人權保護措施中，“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和沉默權在西方眾多法治國家已被作為基本的訴訟人權予以確認。美國憲法修正案、我國已經簽署的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世界刑法協會第15屆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刑事訴訟中的人權問題的協議》以及我國參與制訂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等法律文件，已經明確了刑事被告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原則；以“米蘭達規則（忠告）”為代表的沉默權制度的確立，曾被稱為是”“人類通向文明的斗爭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英、美、法、德、意、日等許多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均相繼接受了這一制度。這些訴訟人權保護措施，有利于遏止刑訊逼供的野蠻的司法秩序、推進司法文明進程。反觀我國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排斥上述的訴訟人權保護措施的。當公訴機關指控犯罪嫌疑人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時，既使公訴機關尚未掌握其財產來源不合法的證據，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卻無法享受沉默權的保護，必須要進行供述，因為閉口緘默就會被推定為“無法說明財產來源合法”，就會被認定為有罪，也就是因沉默行為而被迫自證其罪。盡管我國尚未承認“不被強迫自認其罪”和沉默權，但司法界人士對此呼聲頗高，有關國際性法律文件也對我國提出這類要求，因而以刑法對該罪的規定，鮮明地否定、抵制這些訴訟人權保護措施，實為不妥。
其四，該罪的設立也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私有權。眾所周知，公權只有法律允許的，才是合法的；而私權只要法律不禁止，就是允許的�？梢�，公權的行使有嚴格的限制，而私權的行使卻沒有嚴格的禁止，較公權而言則相對寬松，正如英國思想家洛克所言“法律的目的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但我國刑法設立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卻為國家工作人員財產私有權的行使設置了嚴格的限制。即使沒有巨額財產來源屬非法的證據，也可以被定罪，那么國家工作人員在行使財產私有權時，對“額外”的每一筆收入都要及時記載，否則一旦疏漏或遺忘，就“無法說明”，就構成犯罪。為了證明自己無罪，國家工作人員就得放棄財產來源的隱私權，如實記載、記憶財產來源信息，但法律恰恰沒有禁止國家工作人員可以不記載、不記憶該信息，因此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來限制私權的行使是不盡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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